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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西东大学联合主办“相遇清代:中国与西方的艺术交流”国际研讨会报道,2012.10.10-13

201210 10 日至13日,由北京大学、西东大学(Seton Hall University)联合主办的“相遇清代:中国与西方的艺术交流”国际研讨会在京召开。会议由文以诚 (Richard Vinograd) 的主题演讲,《作为历史的揉杂混合:文化交流模式中的中介作用与物质性》揭开序幕。研讨会共设四场议程,分别为“收藏与展示”、“中国风与欧陆风”、“知识与信息的交流”以及“再现技艺的方式及意义”,汇集论文18篇。本次会议一方面重新检视了十八世纪欧陆艺术中“恶名昭彰”的中国风,另一方面深入讨论了清代艺术中显而易见的“西方影响”,突出其“以新的方式观照清代中国和西方在艺术领域的接触和互动”的主旨,彰显了美术史研究“全球转向”之新潮流。

第一场“收藏与展示”议程中的四篇论文,分别从十九世纪初布莱顿英皇阁的中国风室内设计(Greg Thomas,香港大学)、盛清宫廷的西洋车旋奇器收藏(施静菲,台湾大学)、十八世纪法国加工的金属镶嵌中国瓷器 (Kristel Smentek, MIT)、十六与十七世纪中西展示舶来品的不同方式 (Anna Grasskamp, Leiden University),讨论了欧洲与中国对于域外艺术的收藏和展示之关注与对照。四位学者一方面确认这些充满异国风味艺术的独特性,另一方面重新赋予其在地转化的意义。

第二场“中国风与欧陆风”议程中的四篇文章,研究范围涵盖俄国凯瑟琳二世与英国社会的中国风艺术 (Jennifer Milam, University of Sidney; Stacy Sloboda,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以及藉郎世宁参与瓷器制作和西洋锦的使用探索清宫美术的西洋风(余佩瑾,国立故宫博物院;梅玫,Bard Graduate Center),共同呈现出不同国家、阶层、媒材等对异国风味的想象,以及对舶来品与相关技术的挪用。特别是郎世宁对清宫工艺的参与,包括为雍、乾两朝钧釉瓷器画样改形、画珐琅并完成纹样等,显示出西洋传教士游走康、雍、干三朝发挥影响力的事实,同时也可见三位皇帝在将西洋文明与传统中国文化并列之余,也各有不同的因应态度。西洋锦在清宫虽然数量少,但正因为珍贵而只限定使用于行围、大阅等与武备仪式相关的物品,如鞍韂、橐鞬、弓插等的装饰,并进入《皇朝礼器图式》国家典礼的规范中,显现西洋元素与帝国满族文化的连结。

  第三、第四两场议程以多元案例,探讨中西“知识与信息的交流”与“再现技艺的方式及意义”。关于前者的五篇论文,既有讨论欧洲信息向中国的传播,如海西花草进入清帝苑的历程(邱治平,法国巴黎拉维勒特高等建筑学院)、推广西方美学的清代宫廷图书(Nathalie Monnet,法国国家图书馆)、晚清广东园林对欧洲园艺的受容(陈婉丽,University of Oxford);也包含欧洲对中国图像的需求,如法国对清宫《圆明园四十景图咏》的文化贸易 (John Finlay, independent scholar);以及欧洲与中国交流间复杂的关系,如广东风俗画与外销贸易和本土市井图的潜在连结(官绮云,香港大学)。关于后者的五篇论文,则讨论十八世纪中国宫廷与地方艺术 (Kristina Kleutghen, Washington University, St. Louis)、中国绘画的阴影表现(刘礼红,New York University, IFA)、《避暑山庄三十六景图》(庄岳,天津大学/University of Zurich)、乾隆时期铜版组图 (Marcia Reed, Getty Research Institute)、《平定准噶尔回部得胜图》(马雅贞,国立清华大学),聚焦于挪用并调整中西再现相关技术如透视法等所牵涉的意义。众多例子可以确定,简单的“西方影响”说已然不能解释中西文化相遇过程中的复杂现象,而必须辨认并说明能动性 (agency) 于其间的作用,才能勾勒出更为清晰的图像。

“相遇清代”研讨会的焦点,十八世纪流行的“中国风”,实乃西洋艺术史发展中极为特殊的现象。此次会议挑战了离经叛道的“中国风”长久以来背负的贬抑标签,同样学者们也质疑过去用西方影响来笼统涵括的西洋风在十八世纪中国的意义,其中能动性的作用无疑需要特别重视。

 (摘自:http://mingching.sinica.edu.tw/Report_detail.jsp?id=90¤tPage=Report_science&issues=342013-3-11,马雅贞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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